與其說本片是青春影片，
我覺得它其實更像是一部政治寓言，
透過各式符號的交織，
隱晦的（或者為了市場考量的），
透過年輕人的視角、趣味的「行動」過程和目標，
來掩蓋導演真正的企圖，
甚至我覺得連貧窮的世代複製也不算是真正的核心，
而是更純粹的，對於人性的一種試探性解讀，
才是導演嘗試在本片所呈現的。
沒有錢繳班費、沒有錢繳畢業旅行費，
少年想到突破現狀的方法是偷，
但他們偷的不是別的，
而是儲藏室裡的國父銅像。
先不論戲外的受過良好解讀訓練的觀眾見獵心喜立馬把國父視為某種符碼，
戲內的少年們，動機卻是單純的，
因為「反正放在那邊也沒人要」，
本著廢物利用的心態，收了垃圾，還掙上一筆，
「我沒有想偷。我沒有想偷。我沒有想偷。」不斷重複著，
這算是偷嗎？拿沒人要的東西也算偷嗎？
這種純粹與天真看的讓我臉上笑著，心裡揪著，
為什麼他們不在大賣場試吃之餘直接順手牽走幾包食物，
為什麼他們不用打掃阿姨的鑰匙直接進辦公室拿錢就走，
甚至更簡單的，直接憑著血氣去搶，
去用更強硬的方式到達目標。
或許是他們不敢，
但我覺得是他們根本無意傷人，
他們對於周遭的世界，
還沒有成熟到去恨、去對抗，
而是停留在害怕，
害怕催繳班費的同學，
害怕路邊的空姐、拄拐杖的老人、清潔隊、慢跑的人，
城市的一切對他們來說都是敵意的，讓人恐懼的，
台北的繁華如此徹底的包圍他們，
「這個國家什麼都不缺。真的是什麼五花八門的東西都有。可是，就是沒有希望。」
村上龍的《希望之國》（希望の国のエクソダス）這麼寫。
台北市的炫目倒映在雨後的街道上，
淪為某種歪斜、曖昧的存在。
這些小孩看起來不窮，真的不窮，
他們的制服白的發亮、穿ADIDAS、長的乾淨俐落，
怎麼說都不符合中產階級對於「貧窮」的想像，
他們沒有呈現那種上新聞的，全家擠在破爛屋簷下共食一份食物的髒亂不堪形象，
也不像飢餓三十募款箱上面印製的那種皮包骨，連抬手撥蒼蠅都沒力氣的皮包骨，
他們的悲劇就是看起來不夠窮，
他們還是靠社會的福利機制維持著可以過活的生存姿態，
還是能去上學、能去畢業旅行，
這是他們的幸，也是不幸，
當套上相同的白色制服之後，
每個人看起來總是差不多，要真的很努力、很努力的看，
才看得出來他們窮的是對於現狀的改變希望、是對於未來的想像，
「我們兒子的兒子，都註定窮斃了。」
回歸「孫中山」本身，
蠻佩服導演能把這樣的意象融合進片子中，
從年輕人作為引子，
場景放在校園，
偉人銅像成為偷竊標的，三者串連起來自圓其說，
至少不會是為了隱喻而隱喻。
推翻帝制的國父，在少年眼裡只是「沒人要的東西」，
我覺得這倒不是時代的割裂而產生對於文化的無知，
而是對於「理念」的嘲諷。
他們從頭到尾，都只用「銅像」來稱呼「孫中山」，
民族、民權、民生，
成人世界中宛如銅鐵般的教條，
對他們而言只是資源回收的來源而已，
在生存的燃眉之急底下，
形而上的價值被抽離了，物品回歸物品。
如果導演只著眼於世代間貧窮的複製、來自成人的壓抑等等，
那種觀點固然可以激發青年的被迫害感，
去控訴世界對他們如此不仁云云，
但是本片精彩之處是在於，它點出了，
就算沒有旁人干擾，
「 人民」自己也是一盤散沙，
以行動那場戲來看，
從小天偷了工具之後的絕望，
到體育館內合力搬出銅像，
那轉折，導演狡猾的先讓觀眾看到了人民的團結，
試圖合力去搬運、對抗某種沈重而壓迫的存在，
那一瞬間，會讓人在灰暗中看到人民的團結，
彷彿世界的不仁、社會的不公都可以透過攜手來解決，
他們全都在相同的面具底下，
E pluribus unum，「合眾為一」，
很夢幻，
夢幻的宛如競選口號，
一夜激情之後就被隨意棄置在地。
那個合力的假象在「成功」之後，
都不需要別人碰，自己就立刻散了，
當銅像上了車，
資源已經就分配位置，
Lasswell的政治觀點隨即出現，
「who gets what, when, and how」，
原本一起流汗的同袍，
瞬間個個成了禿鷹，
原本荒謬的「面具」形象瞬間變得難堪而諷刺，
從搶車的那幕開始，直到阿左與小天在西門町扭打的那個長鏡頭，
再也笑不出來，而是讓人感到心越來越寒，
寒到骨髓裡頭去，
完全沒有任何「行動成功」的喜悅，一點也沒有。
導演反應了他對於「人民」的不信任，
就算同樣是在面具底下，
他也不認為人民會在1812序曲下炸毀西敏宮之後，
戴上相同面具，為了相同信念走向一起，
而是在面具脫下後，林慧萍的《往昔》播送，
「一朵盛開的花，如詩如畫」，
諷刺的與畫面上血淋淋的爭奪成對比。
最後小天與阿左的扭打，
打的其實已經不是彼此了，
而是一種巨大無力感的釋放，
阿左恨小天怎麼就是不能體會團結的力量，
可是對小天而言，
阿左也只是另一個資源掠奪者而已，
他不有錢，但絕對不是最窮的，
憑什麼來和他瓜分這個資源，
於是他更恨阿左，
階級不是絕對性的概念，而是相對的，
「下層階級中的階級鬥爭」聽來荒謬，
卻又似乎精準的命中人性。
到了最後，少年們終究是去打了工，
回歸社會期待的「常軌」，
訓導主任說，「他們知道了」，知道什麼呢？
他們天真的對話，
若無其事的敘述整個行動留給他們的，
那些片段的、零碎的記憶，
好像什麼也沒有留下，
孫中山捧著三民主義，搖搖晃晃穿過台北街頭，
天橋上，
他們舉起手。
「他們知道了。」
